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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疑难杂症

【无形.愚】专访陈文敏:铁肩担公义,香港一愚公

【无形.愚】专访陈文敏:铁肩担公义,香港一愚公

2015年10月6日,香港大学百周年校园至中山广场的路上,由两千多件学袍与黑衣组成的队伍静默行过,气场凝肃。校园里的游行并不多见,这次行动由四位港大教授发起,为的是抗议校务委员会无理否决陈文敏出任副校长,影响学术与言论自由。当日,游行发起人、时任法律学系主任何锦璇的一句发言还令人记忆犹新:「(陈文敏)做了多年院长及系主任,如果只是一个nice guy,也不会得到这幺多同事尊重。」

时隔四年,我们坐在法律系会议室中等待陈文敏教授到来,落地窗外鲜明的龙虎山山线,为晦暗迷离的天色平添稳重感;而在访问过程中,赫然发现沉稳的气质也从陈教授的语词间散发出来,在这充满撕裂与变数的时代里,让人感受到难得的心安。

推动人权法 放弃博士学位
当年校委会主席李国章否决副校长任命,直指陈文敏「只是nice guy、没有博士学位、没有学术贡献」,不少人提出强烈反对。事实上,自八十年代末起陈文敏就攻读博士学位,却在离预计完成学位只剩不到一年的时候,忽然选择退出:「这是一个抉择。当时我研究关于主权转移时产生的国籍问题,看似与香港关係密切,埋首去做时才发现,研究对象大多是欧洲历史中的国籍安排,愈做愈觉脱离现实,意识到读博士除了满足自己,别无他用。」

多数人斩荆披棘读博士,最终目的是拿到学位和头衔、找一份更优等的工作,陈文敏却反其道而行,可称是罕见的傻瓜。当他看透博士学位之虚无时,又适逢香港政府急切推动人权法,于是果断放弃学位回到香港,奋身于新的事业:「当时六四事件爆发不久,香港面对极大的信心危机,原本不以为意的政府为了安顿民心,开始推动人权法,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。当时人权法的概念在香港还很新,我是少数对此有研究的人,做这件事的贡献远远超过浪费一年时间拿个博士学位。」

就这样,陈文敏一脚踩落未停过:从草拟纲程,到认知过往的人权发展,继而与研究第三世界法治的佳日思教授(Yash Ghai)、熟悉联合国的薄谙度教授(Andrew Byrnes)共同设立人权硕士学位,将建基于香港的人权法推向亚洲,将课程开放给柬埔寨、老挝、斯里兰卡、印尼等国家(他还笑言这是提前二十年的「一带一路」),播种人权概念,想来真是人类莫大的福气。然而此时我们面前平和的陈文敏,只是举重若轻地回首道:「如果当日我没有回来,这一连串事情可能还尚未发生。现在回看,每做一件事情都要放弃另一些东西,而这(建立人权法)对我而言更加现实。」

孤独的奋斗︰参与奠定法律双语化
推动人权法还有前情可参照,此后陈文敏更参与了一项不可能的任务——法律双语化。

对于香港这样的长期殖民地,语言转换一直是大问题。七十年代前,法庭一概使用英文,1974年后容许低级法院使用中文,而直至1985年都没有任何裁判官以中文判案。为何有这种情况出现呢?其后「法庭上使用中文」工作小组成立,杨铁樑法官(后成为首席法官) 担任主席,陈文敏与同事、前法学院院长陈弘毅都参与其中,在谘询工作中,他们听到不少裁判官的忧虑——有的大半生接受英文训练、不会在工作中使用中文,更有人提出:当被告可以同我直接沟通,如果他用粗口骂我,那怎幺办呢?「你从没想过这是个问题。英文作为法律语言,某程度上也将被告人、法院或法律神秘化了。若使用那套语言(中文),权利、地位可能被直接质疑,有些法官会不知道如何处理。这是观念、价值的问题,要去改变那些人的观念,渐渐让他们接受。」 面对始料未及的状况,陈文敏仍是温厚以待,準备好了「长期作战」。

然而这些都是冰山一角,最迫在眉睫的还是中英翻译的问题。进行法律双语改革,起码要有一些通晓中文的人,奈何当时没有任何中文法律文章、 书籍参照,面对的又是「十九世纪的一句十八行无断句英文」,让人无从着手。而即便技术用语翻译完成,法庭上的证据、纪录、供词等都需要重译,还有一百五十年的香港判例法,甚至整个英联邦普通法系,海量的工作实非人类能力可及。

可抱持着一股蛮劲,陈文敏与一众法律同仁尝试绘製起完整图景:「从立法到执法到司法,我们希望培训学生,要下一代律师会使用中文。当时只有台湾使用中文法,但他们没有英文版本,语言也未必适合我们使用;而大陆,当时连法律都还没有。这样的情况下要搞双语法,规章从哪来呢?唯有靠自己写出来。」

现在说来是一语带过,在当时这样的工作堪比愚公移山,但「开工」前陈文敏却没有作出太多计算:「你不会想到那幺多,眼前已经有那幺多事情做,唯有继续去做。做了多少,其实没有人知道,成效如何,在过程中你也会不停去问。律政署草拟双语法例,我们参与审阅中文立法工作及出版中文法律着作和文章,过程中也会不停去问:我们做出来的这些内容究竟有没有人看的?究竟他们明不明白?我们会不会做了自己也看不懂的中文呢?但那个过程是必须经历的。」

项目那幺大,涉及内容那幺多,原则呢?很简单:「不操之过急,不因语言而牺牲公义。」

法律需要愤怒 与宗教的乐观
对陈文敏而言,「公义」两字必深刻于心。法律需要条理、需要理智,温文尔雅的他却说:「愤怒是需要的。」在教书时,他更强调这种共感:「读书时看案例,不能把它当故事来看,那都是真人真事。若事件中有不公平的,学生是应该感到愤怒的,那种愤怒才能令人思考制度如何能更加完善。」

今年年满六十的陈文敏,照说已看遍世间黑暗,而他却意外抱持着一种乐观态度:「不能麻木地说我们制度是最好的。不公平的可能是个别事件、制度上的问题、人为的问题,你要接受这个世界有不完美的地方,但不要因为那些事情而沮丧。有时候我觉得,搞人权,某程度上要有少少宗教式的乐观。人都有黑暗的一面,但若永远只看到人的黑暗面,那你就不要做了,因为你会感到很悲哀。」

这种乐观是沧桑的,也是温暖的。中港矛盾激化、言论自由被打压、建制泛民与本土的无尽争拗……愈来愈多社会问题冒出,该如何面对这个香港?当大多数人筑起防线、 划分敌友时,陈文敏却像是法律界唐僧,试图化解对立与误会:「我们要信一个信念,要去游说对方,人始终有一日会理性地倾听。近年来中港两地间的争议,是围绕两者对于权力的看法;我们自有一套制度,就去游说解释给他们听,增强沟通是很有必要的。」

支持学生 唯命是从非教育
沟通不仅在政治场合中十分重要,更应内化于日常生活中。放弃了高薪厚职的大律师职业,陈文敏进入学院教书,就是本着对教育的热爱、与学生沟通的嚮往(在我们採访之前,他正是百忙中抽出时间与学生讨论很久)。陈文敏很疼惜学生,近日发生理工大学民主墙事件、几位同学受到校方严厉惩罚一事,他也看在眼里:「难得有一班学生,愿意为社会的不公义发声,这正是教育成功的地方,我们不想训练一班唯命是从、唯唯诺诺的人,如果是这样的话,社会不会进步的。年轻人总会有一些表现激动的时候,教育者应该正面鼓励、或者引导他们。」

理大学生与校方冲突,整段影片一个半小时,陈文敏一口气看完。对于校方的惩罚,他亦感到十分不合理:「有位女同学,出现不够两分钟,讲了不到十句话,就被处罚,她会觉得公平吗?有两位同学态度激动了些,但你可以告诉他,这不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法;踢他出校,只会令社会上多了一个对建制更加愤怒、对学院极度憎恨的人。」

陈文敏回忆李克强访港时,港大学生前去示威,徐立之校长站出来说:「如果学生有甚幺做得不对的地方,是我要负责的,大家不应该去怪责学生。」当年中文大学的高锟校长,面对学生上台抢咪的事件,也只是回以一笑,没有任何处分,反而学生事后会反思,自己是不是做得过份了?「很可惜的是,近年来教育者往往只是惩罚学生,而没有担起教育的责任。教育者应该看远一些,你一时的决定会影响人一生。可惜现在太多从事教育的人都不懂教育,还要去管理教育。」

身为教育者、法律人,陈文敏做到的已经太多,但面对各处崩坏,也透出了力所不逮的无奈。而今世道,谁还在坚守?唯有憨人、愚人、傻人,还在为我们闢出一块心安之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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